本人就是例子，小学学习不错，初中选择了一个市重点初中，不好不赖的一个学校，入学后摸底考试全年级12个班级700多人排名前50，还可以吧，结果初二上学期班主任老师孩子病危，导致我们换老师，新换过来的老师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位，为了拿那点儿提成收入，硬生生开始一个个的把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往技校里送，八零后应该都懂的，因为我学习还算可以，这些事儿还是工作了以后同学聚会才知道的，那时候只知道全班60多人，陆续的有人不念了，后来只剩不到30个人，导致和其他班级合并了，初中的孩子，正直叛逆期，抗拒老师的时候大家心就散了，班级乱成一团，没人有心学习，我的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逃课，上课看小说，折千纸鹤，都安排上了[捂脸]最终结局，我们全班只有3个人考上了高中，我中考成绩班级前5，只能找人花钱去私立或者中专了！

我的逆袭发生在高二以后了，长大了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了，自制力有了，才如愿以偿考上了，所以我认为一个好学校，尤其是学习氛围好的学校。一位认真负责有水平的老师，真的太重要了，初中孩子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稳，那么自立，能够做到上进心强，自学能力强，不受身边环境影响，头脑还够聪明的孩子，鳞毛凤角，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家长都倾向于把孩子送去七中了，好学生咱先不说，就一个普通或者贪玩儿的孩子来讲，再怎样，有学习氛围在，有老师管，有题海等着去做，总比去一个普通学校成绩要好多了吧[笑哭]

像我这样不想孩子压力太大，太累，也都不会放任孩子随便去个口碑不好的学校，毕竟自己吃亏过，自己又不是虎妈，担心孩子走自己走过的路，所以初中学校还是稍微选择了一下下[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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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额的医疗开销，身患癌症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到台湾治病，在此之前,她和丈夫一直分隔两地生活。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的大女儿，正处在13岁的叛逆期，回乡带给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怎么面对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成绩从全A变成不及格，班上的同学还叫她 “美国女孩”。

《美国女孩》

把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美国女孩》，显然极富话题性：全球语境中的地域流动与文化重塑，母女关系与家庭矛盾，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疾病（乳腺癌、SARS）的隐喻，台湾的身份焦虑等等。这个list还可以写很长。

在阮凤仪的长片首作《美国女孩》亮相台湾之前，同时期正好还有另一部电影的主题也是母女关系、疫情和疾病，那就是钟孟宏的《瀑布》。新导演PK实力派，影迷们自然喜闻乐见。《瀑布》呈现给我们的还是那个熟悉的钟孟宏，好像手术刀一样面对家庭的创痛，过滤掉冗余的细节只留下病灶，这些压抑的场景就是被围困的生活的隐喻。“瀑布”既指的是母亲的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是母女之间情感、矛盾不断涌动转换的象征。影片最后也结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泄洪中，上流的水冲击而下，宛如瀑布。

两部影片虽然主题相似，处理方法却完全不同。选择思觉失调的《瀑布》侧重挖掘社会情绪的内在家庭表达，影片中品文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正是个体面对社会性压抑的内在修复。而选择乳腺癌的《美国女孩》则更强调家庭的矛盾冲突和女性的直接压力，好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段子——“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美国女孩》还原了生活艰辛，收获了台湾观众的口碑。但另一方面，这种琐碎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无处不在的冲突究竟是对生活的全面展示，还是叙事的凌乱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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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结尾，姐姐在浴缸里生闷气，妹妹跑来求和，两姐妹的怨气在浴缸里被温水泡开。姐姐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和妹妹一起捏了一个肥皂泡泡，在肥皂泡的晶莹、透亮和无言中，影片结束。

《姊姊》不仅是《美国女孩》的前传，二者还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位关系。《姊姊》讲的是“去美国”，《美国女孩》讲的是“回台湾”。《姊姊》取巧地截取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切片，在创投会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孩》则把女儿的故事延展为对家庭、社会、时代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片并不是重写，而是扩写。

扩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把边界设在哪里。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姊姊》只截取了其中一面，在为人称道的惊艳结尾里，肥皂泡泡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少女心事。相比之下，内容丰富的《美国女孩》似乎有点儿社会议题“过载”。如果每个人都在战斗，每条线都是一种困境的展示，那么该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就成为一个问题。

家庭片不好拍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生活中常常都是些难分是非对错的琐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需要一条有力的精神线索，才能把散乱的生活收束到具体的影像形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片其实就是大型情境装置艺术。在这样的情境艺术中，语言很重要，但又未必是最重要的。在《美国女孩》里，矛盾冲突大都依赖人物描述，姐姐内心情绪的外化并不算成功。反而是在十几分钟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留白，也恰恰是这些无言的场景把姐姐的羡慕、犹豫、愤怒、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小演员方郁婷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但在《美国女孩》中少女的视角还是显得有些模糊，也常常让人产生犹疑，影片到底是要从少女的视角审视生活，还是生活在审视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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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我想起了《过春天》（2018），另一部有关地域流动、家庭矛盾和少女成长的影片。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瀑布》是叙事层面的集中矛盾，那么《过春天》则是影像层面的集中视角。

影片讲述了少女佩佩的双城故事，白天去香港上学，晚上回深圳睡觉。无意之间，双城生活的便利让她成为了“水客”，卷入了一段青春冒险。这部影片的导演粗剪版本是基于群像的客观视角，但剪辑师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的修改方向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主观视角——所有故事都围绕女主角佩佩展开，所有人物都从佩佩的视角去观察。主观视角镜头和表现情绪的特写镜头增加之后，整部影片的冲击力明显增强。当然，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过春天》的剪辑修改明显增加了电影的“商业”气质，和《美国女孩》的诉求完全不同。但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视角对于理解人物、塑造人物的重要性。

视角模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故事只能通过冲突堆叠冲突的方式来推进。表面上看，“美国女孩”说的是处在文化漩涡中的姐姐，但实际上也指向曾经怀有美国梦的妈妈，既是美国梦的传承与交接，也是母女关系冲突的核心。

影片最大的遗憾也在这里，对“美国女孩”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没有更深入的刻画，“文化冲突”遮蔽了母女之战的真正内核：为什么你要改写我的人生，却又没有能力一直改写下去？母女之间是有怨恨的，怨恨并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另一面，是形塑母女关系的重要力量。

这种爱恨之间的微妙情感是母女关系比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更难于刻画的重要因素。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中，激烈的冲突和争执并不必然等于好的对手戏。最后的结尾也是如此，如果爱可以化解一切，那么故事也就不必这样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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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导演的长片首作都是拍少女心事，好像少女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天然就是电影的镜像空间。这完全是误会，比如很多男导演拍的少女故事都更像是幻想的少女，而不是少女的幻想。

女导演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会更谨慎，有时候还会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平视视角。比如在《嘉年华》（2017）中，文晏用冷静、克制的方式来讲述一桩“少女性侵案”；在《笨鸟》（2017）中，黄骥以散点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少女在校园霸凌和母爱缺失中的孤独成长。在这两部电影中，平视是一种冷漠的疏离，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形成了对峙。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嘉年华》和《笨鸟》的冷静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瀑布》中的隐喻也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难懂，而《美国女孩》的“失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无处不在的痛苦，岌岌可危的家庭太容易让人如临其境了。但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与痛苦的过于具象的表达，因为现实主义的那个“现实”，不是拼贴现实，也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追问现实，超越现实。（十八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