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见闻之十中学教育

在新加坡的中学教育，可以分为四年制与五年制。

四年制中学分为特快和快捷班，中学4年级的时候必须参加由新加坡教育部统一举办的O水准考试，学生的考试成绩将直接决定可以就读高中还是初级学院或理工学院。

五年制中学和四年制中学不同，它分为学术班和艺术班。学术班的学生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需要参加剑桥N水准考试，之后参加剑桥O水准考试；而工艺班的学生多半在第四年参加剑桥N水准考试后直接进入工艺技术学院，不再修读第5年课程。

新加坡中学类型分为政府学校、国际学校和私立学校。如果细分的话，在政府学校中，因为有一些学校在课程设置及其他方面进行了不同于教育部规定的设置，又细分为自治学校、自主学校、特别辅助学校、专科学校、专科自主学校等。

政府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育水平排名高、学费负担小、课程学术性强，可以为学生升入世界名牌打好基础。

新加坡中学的课程内容设置。不论是在“特别课程”或者是在“快捷课程”的班就读，学生在中学一年级二年级必须修读英语、中文、数学、普通科学、文学、历史、地理、图工、设计与工艺或家政等考试科目，此外还有公民与道德、音乐、体育等非考试科目。

当学生读到中学三至四年级时，修读的基本科目包括英语、中文、数学、一门理科课程、一门文科课程与多至4门符合他们学习能力和兴趣的选修课程。学生所修读的非考试科目包括公民与道德教育、音乐和体育。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基石。要从小培养孩子掌握语文、技能和文化知识，扩生的视野，让他们与区域和世界接轨，并把握国际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契机。

新加坡的中学教育也是很好的。不过我觉得还有以下几点可以引起思考。

1、请你看图三，学生在每年的期末考试很重要。考不好的话就可能到下一个层次的班去就读。对学生的压力太大了。当然考试考得好的话可以留在好的班里，也可能上升到好的班去读书。

2、经过这样一层一层的选择，最后有的差学生是不是会有论堆现象，出现破罐子破摔的。我听一个朋友说，他教的班是比较差的.，有的学生经常在班上打闹，就出现以上所说的现象。好在他是一名有经验的好老师，经过做了多次的思想工作才使那部分学生振作起来，知道要想让别人看起自己就得好好学习。后来那帮学生真的变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少。老师他因此还得了教育部的奖励。

主笔/徐菁菁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时期需要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任务，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青春期渴望“船长”

有一次，一位母亲听说闵宝权在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上很有一套，前来咨询。这位母亲的主诉是孩子不但不学习，还事事都不听话。可是孩子和心理咨询师聊得很好，他说：老师，从来没有人真正这样听我说话。他上的是重点学校的实验班，虽然不拔尖，也不差。闵宝权告诉家长，孩子是好孩子，让家长努力控制自己的焦虑情绪。没想到这位妈妈非常愤怒，把医生们狠狠数落了一通。“不过我倒是一点不担心这个孩子，”闵宝权说，“因为他不听妈妈的话，他的内在自我很强大，能够把妈妈的负面影响屏蔽掉。”

人总是一边长大一边遗忘，我们遗忘了遥远的幼年和童年，并不那么遥远的青春期也变得模模糊糊，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总是拒绝规劝和指点。于是，“叛逆”成了成年人口中青春期最鲜明的标签。闵宝权的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一种可能：叛逆会不会是成人社会对青春期的偏见和误读？无独有偶，我联系一位颇受学生爱戴的中学老师采访，她没有接受，倒是留下了几句话：“哪只青春有叛逆，这世界谁不叛逆？凭什么说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势群体，被标签了‘叛逆’。你不标签他们，他们很友好，最温和。”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个体一生要经历8个连续而又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发展任务。虽然这一任务在其他阶段也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由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这一任务会在某一阶段显得格外突出。其中，青少年时期需要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任务，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探寻自己和他人的差别、认识自身、明确自己更适合哪种社会角色的过程。”边玉芳说，“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对‘我是谁’‘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具有连贯统一的认识。后来，很多心理学家在研究青春期问题时都有过类似的描述。”

这种自我探索的需求可以解释青春期的很多现象。“比如在青春期的初期，男孩面对自己长出毛茸茸胡须的脸、女孩面对自己变得有曲线的身体都会感到陌生，这就是一个自我探索、自我接纳的过程。也是因为探索，青春期孩子可能会尝试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偷偷地抽烟、喝酒，因为那是成年人干的；他们还会经历‘个人神话’的阶段，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他们会去寻求特殊的感觉刺激，干各种冒险的事情；甚至会羡慕崇拜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因为他们不必遵守某些规则。”边玉芳说，“可以说，一定程度的‘叛逆’是孩子们探索自我的手段。孩子只有经历了自我怀疑、混乱、冲动，在各种不同的尝试和探索之后，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未来才能发展得更好。”

然而，这种自我的探索很可能与成人世界发生尖锐的碰撞。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谈恋爱，也不是不学习，本来谈不上叛逆，可突然一下子，从这种眼神和语气里，我意识到，我变成了异类分子。”少女王丹阳又骄傲又自卑。她写了一首批判班主任的诗，在全班传阅，同学们说她是“英雄”，她自信得很。她觉得周遭一切的庸俗都匹配不上自己在文学中见识的高尚世界。“我心里暗暗发誓，我长大以后，要比你们这些成人更高尚。”而现实是，前途好像非常迷茫。初三中考的时候，班主任把王丹阳叫去：“我觉得你考高中没希望的。你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考个中专技校比较保险。”

那时候的王丹阳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会从事一份以文字为生的工作，只不过兜兜转转，职业高中、考、复读、再考，绕了许多弯路。和我描述这段经历，她说得最多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呀！”“没有人和我讲。”除了少年们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墙，成人还有没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

王丹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东北作家郑执。郑执当年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可是自从上了高中，他就开始“放任自流，早恋、贪玩，总之就是不学习，很快就滑落至全年级垫底”。东北每年会下几场很大的雪，只要一下雪，老师就会组织学生一起扫雪，有时候雪一边下一边扫。每次扫雪，郑执都会故意消极怠工，让老师罚他一个人留下。有一次，其他人都进教室之后，他就一个人站在雪地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抬起头任雪花冲撞在我的脸上，脑子一片空白”。从那天起，他开始了一场长达三个月之久的行为艺术表演，不跟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话。郑执和我的同事驳静谈起那段时光：“很困惑，真的就对自己哲学三联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只觉得心里有很多东西，但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坐着跟大家一起学，为什么一定要高考，一定要上？”

19岁进入，郑执写了一本长篇半自传体小说，记录一个少年的隐秘青春往事。朋友劝他去投稿，没想到真的顺利出版了。这件事，让他一下子明白了，那一天站在雪地里，降落在他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绪到底代表着什么。“如果那时候有一个人能和我说：郑执，你可以尝试一下写作，写写你心里想的东西，未来，你可能有天赋干这行，我也不至于困扰三年。我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想到这条路，连那一闪念都没有。”郑执说，“如果我现在再遇到一个孩子，十六七岁，我看到他像我中学时那样精神困苦，我愿意跟他交流，告诉他我的经验，或者我会告诉他一句话，你的天赋也许能干点很特别的事。”

电影《死亡诗社》剧照。在这个故事里，男孩们找到了他们的“船长”

《死亡诗社》大概是电影史上最知名的青春片。建校100周年的威尔顿贵族学校是美国最好的预备学校，然而沉闷的氛围、陈腐的说教让威尔顿的男孩们咒骂它是地狱，周围的成年人就是地狱的建造者和封锁它的高墙。新来的基廷老师却知道他们心中的渴望。他哼着《扬基进行曲》，撕去教科书上教条的诗歌分析。在影片的最后，同学们站上课桌大声朗读诗歌与“引咎辞职”的基廷告别。

在《死亡诗社》的影片里，男孩们把教师基廷称作“船长”。很显然，青春期渴望“船长”。那么，真实的青春故事里，“船长”会是什么样？

除了少年们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墙，成人还有没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视觉中国供图）

“青春的意义就是，愚勇”

《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原本是一部小说，韩天看中了小说选取的时代背景——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冰冷衰颓，“特别能映衬出青春里的那种热和血”。但他觉得原本的故事不够劲。他从哈尔滨、沈阳、本溪、抚顺一路走过去，找了许多“70后社会人”，喝酒、聊天，听他们青春期的真实经历，最后花了两个月重写剧本。电影里，有性、有暴力、有下岗潮、有黑帮，在爱情中奋不顾身的男孩女孩卷入了残酷的成人世界，遍体鳞伤。

在外人看来，这个故事距离韩天很远。他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小学、初中、高中，韩天读的都是全北京最好的那类学校。可是韩天知道，他在电影里存了私心，“我想把我没有彻底释放出来的东西，释放出来”，“我在一个别人的故事里，找到了它跟我的关系”。

小学升初中，韩天考上了北京一所一流中学的奥林匹克数学实验班。开学前，他让妈妈去学校找老师，要求调换到普通班。老师觉得很奇怪，从来只听说想尽办法挤进实验班的，没听说过进了实验班还想出去的。这个诉求没通过，韩天觉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就崩溃了。

他原本以为生活会发生改变。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韩天进入了北京西城区奥数集训队，每周要进行三次集训。80名小学生被分成两个梯队，频繁进行末位淘汰。韩天的水平在一班的后段：“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每天都在恐惧从一班掉到二班，没办法向爸妈交代。”唯一支持他学下去的是一种纯理性判断：“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初中能升一所好学校。我觉得再怎么样，忍一忍过去就好。”

在实验班，韩天发现，噩梦非但没有结束，还变成了升级版。“这个班级依然是竞赛导向的。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会非常渴望玩伴，但班里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奥数怪咖，竞争感极强。同学们周末一起去上奥数班，平时在一块儿聊天也是探讨数学问题。我接受不了这种相处方式。”

韩天去文学里寻找他认同的那个世界。小学的时候，他躲到童话世界里逃避焦虑。他读郑渊洁，印象最深的是《红塔乐园》。皮皮鲁他们几个孩子变成火柴棍大小，在没有家长的训斥、没有老师的管束的红塔乐园中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闹就闹。上了初中，在地安门桥头的一个书店，他第一次自己掏钱买了本《王朔自选集》。“我看《顽主》，看他‘千万别拿我当人’这类语言，对他消解一切严肃的态度特别欣赏。我就学他的样子，在我同学讨论严肃数学问题的时候，通过各种方式挤对他们。”韩天有个表哥，收藏了一堆打口盘。他在表哥那儿第一次听了摇滚。“跟我以前听过的所有音乐都不一样，特别躁，喜欢！”

他决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韩天从家里翻出一个老军包，给它剪出时髦的破洞，用红字写上“革命”两个字，背着去上学。学校不让留长头发，他就剃一秃子。他死活退掉了周末的奥数班，别人去上奥数，他就在家写小说。

韩天用一种坚硬的方式对抗成年世界的不理解。他和几乎所有老师的关系都特别差，“差到要干起来”。有时候在课堂上，两句话不对付，他起身就出了教室。有一次，他尝试去找英语老师请教习题。老师说：“都没想到你们班有基础这么差的同学，早知道，我就不带你们班了。”韩天摔了书本扭头就走。还有一次，一家人正吃涮羊肉，爸爸聊起学习成绩，说了一句话：你看不起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只是因为你学习不好。韩天站起来就把火锅给打翻了。他觉得自己必须离家出走，可是骑自行车在外面转了一圈，无处可去，还是回家了。

他买了本书，英国“愤怒的一代”代表作家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特地摆在家里的书桌上。父母问韩天对未来到底有什么打算，他确实仔细想过。五道口东升派出所对面有条小街，两边全是卖摇滚打口盘的店。他每次去买盘，看到那些留长发、文身、打着耳钉的摇滚青年，觉得他们就是自由和独立的象征。韩天很认真地和母亲讲：我以后就去卖打口碟。

现在说起这些事儿，韩天会变得柔软很多。比如那位伤害了他的英语老师，他觉得他可能并无恶意，只是不大注重学生的感受；比如父母，“他们相对来讲还是挺开明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没办法跟这个世界和解。他依然欣赏自己曾经有过的“愚勇”。他也承认自己难缠，要理解少年韩天，“除非真的认可我”，而认可太难了。

这个实验班里也有其他叛逆的孩子。最叛逆的一个恰恰是入学时班里唯一一个数学竞赛金牌得主。他比韩天更决然。“我那时候，对老师、学校心里还是有一点敬畏的，可他不。他和老师对峙，眼神里那种冷冷的轻蔑，看得我都背后一凉。”这个孩子从来不听课，永远穿一件长袖衬衫，上课永远用胳膊撑着脑袋。长长的耳机线从袖子里穿出来，正好用来听评书。这些叛逆少年们和周遭的世界似乎是绝缘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孤岛”。

初一下学期的时候，韩天的班里新来了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他还记得第一节课，老师在台上做自我介绍，她最后说：“我希望能跟大家很好地度过未来的两年。”惯性使然，韩天在底下大声接了一句：“那可不一定。”韩天早已忘了这位老师说了什么，他只记得，她居然接住了他的话，让他觉得没脾气。很快他就发现，这位老师和谁都能聊，都聊得来，包括那位听评书的少年。这是少年韩天幸运的开始，成人世界为他打开了一道门。

那时候，韩天在每周的札记里写过许多“大逆不道”的东西。初二时的班主任崇尚高压管理，韩天长篇大论、冷嘲热讽，说有政治流氓，也有教师流氓。他在札记里连载自己的小说，有一部叫《痞子》，学的是王朔的一套，想象了一个江湖社会，各种痞子横行，干些杀人越货的事，但他歌颂这些人有情有义，互相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他看了刘震云的官场小说，把他写的那种钩心斗角挪到了学校的管理层身上，写了篇校长和数学老师之间故事。

这位语文老师不但没有因此教育他，还觉得他很多东西写得不错。她会和韩天谈他看过的那些小说，告诉他哪些作家是好的，哪些作家言过其实。不只如此，她似乎能够容忍他的一切胡来。有一次，韩天和同学打赌，说自己一上午绝不说一句话。大家都认为他一定输，因为他们会起哄让老师点名提问。就是在语文课上，韩天被叫了起来。僵持了整整半分多钟，他一句话没说。语文老师没说什么，让他坐下了。他赢了这次打赌。还有一次，他要在学校里拍一个短片，语文老师说服自己的同事，让他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坏老师的角色。

“对那个时候的小孩来说，再叛逆，你其实还是希望有个权威来首肯你。”20年后，韩天还记得，语文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哗啦一下划开了他的小世界，他第一次意识到，去五道口卖打口碟，并不是未来的唯一选择。“她说：韩天，你是我见过的学生里面，未来最可能以笔为生的一个。”

电影《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剧照。导演韩天想表达他对青春的看法：“青春的意义就是，愚勇。”

“成年人太把自己当回事”

这20多年，李荔萍做过语文老师、班主任、出国教过国外的孩子，也曾去密云不太好的学校支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早些年的学生，师生角色的意识强，毕业多年了还叫“老师”。2010年以后的孩子有的开始管她叫萍姐、萍萍。“毕业返校，有些学生见面就拥抱你，有的推开办公室门上来就说：来了！你是不是想我了？你是不是还爱我？”曾经她和韩天谈王朔，谈刘震云，谈当年的新裤子乐队，现在她也熟知朱正廷、乐华七子、朱一龙、《镇魂》。

但在这些以外，她并不觉得一代代学生的青春期有了多大的变化。“所有的孩子，不管什么背景和时代，不管是激烈的还是沉默的，都是在寻找自己。”而孩子们和成人世界的鸿沟永远是理解和信任。这比欣赏要难得多。孩子们特别敏感，也特别尖锐。从前有个学生高中考去了其他学校，一次他回来找李荔萍，说他和老师急了，上课摔门就走。因为孩子课上反驳老师的观点，对方是个有资历的老教师，想表现大度：“没关系，我不跟你计较。”孩子更不接受了：“我要跟你计较，我可是在做学术讨论。”其实冲突发生的时候，老师是欣赏他的，还曾经在课堂上念他的札记，表扬他，可是表扬的点不对。“你看，我是那样的吗？”他问李荔萍。

理解、信任，李荔萍提供这些稀缺品。她的办公室有一张沙发，学生们有事没事都喜欢来坐着靠着，有时候，坐着坐着，他们就开始聊，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他们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们也会说最近的困扰：学业困境、未来规划、亲子矛盾、朋友纷争、恋爱、暗恋、信仰，以及被视为禁忌的许多东西。

我问李荔萍，她的秘诀是什么。她想了想：“成年人的习惯性错误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以成人的视角，你不能体会一个青春期孩子有多痛，有多爱。你也不愿意接受孩子有足够的理性做判断和选择。”

李荔萍的青春期是在江汉油田度过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厂区学校，她遇到了两位好老师。“那时候的政治课特别死板，但我们老师不是这样。我还记得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政治老师从来不以概念讲概念，永远让我们思考，教我们思辨。”李荔萍和她的语文老师至今还有联系。如今80岁的老太太，得了癌症，还在写诗，还在上网，像过去交笔友一样交网友，永远在接受新事物。当年，隔壁班的男老师连“爱情”两个字都不敢说，语文老师在班里讲《套中人》，让大家讨论爱情对别里科夫的影响。她还给女生们开会，告诫她们“不要没谈两天恋爱就给男生洗臭袜子”，教她们在爱情里保有自我和独立。

和学生谈话的时候，李荔萍总是说得少，问得多。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她从不下任何道德评价，也不会直接给出是与否的答案。她知道他们想要寻求意见，就坦白自己作为成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解，但是绝不要求孩子们接纳。她让他们自己去想，自己负责任地选择，负责任地承担。很多孩子来找她谈感情，她很坦率：“我目前没觉得你们两个会成，也没觉得你们不成。”孩子们总是爱得很热烈，喜欢谈未来，30年50年以后的事儿。李荔萍说：“不用想得那么远。哪怕三个月，只要这是一段认真的感情，你能在这个时间里喜欢一个人，发现一些美，就是收获，结果不重要。”她还会问他们：“你为什么喜欢他／她？如果未来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人，拥有他／她的一切优点，甚至还有他／她没有的优点，你会做何选择？如果未来你们念书，不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还想要在一起的时候，是牺牲自己还是保持独立？”

理解与信任，李荔萍老师为她的学生提供了这种稀缺品（于楚众 摄）

李荔萍也会和某个姑娘约法三章：“第一，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第二，恋爱它很重要，但永远不是生活的全部，未来你有工作，现在你有学习；第三，如果有一天你们俩分手了，不能反目成仇。”说能做到就可以谈恋爱，做不到，说明成熟度不够，就要暂缓。跟男孩她会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以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你，你再不可以跟我说，我犯的错误是一个小孩子犯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

学生找她聊完，她也不追着孩子看他们到底怎么做，她给他们时间和空间。“我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我知道他们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来找我。”

听李荔萍说她的故事，我有一点疑惑：她在北京一流的中学任教，学生再叛逆也是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大多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对开明。她的这套做法，换一批学生，换一批家长，管用吗？李荔萍说，这不是她第一次被质疑。妹妹一家生活在老家，用妹妹的话说：你那一套只在大城市有用。

李荔萍说，做老师其实很难预估自己，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但孩子总是会给人惊喜。在密云的学校里，初一倒数第五名的男孩喜欢上了年级排在第五名的姑娘。他是不会主动找李荔萍谈这件事的。有一天男孩迟到，遇到李荔萍，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他在手腕上，用刀刻了一个“戴”字。一场谈话顺其自然地发生了。

“这手怎么回事？”

“没什么。”

“喜欢就喜欢，刻它干吗？”

“我喜欢我就刻。”

“你们村有一个又黑又胖也不太聪明的小姑娘，人家也喜欢你，也在手上刻了你的名字。”

“不行，不能让她刻。”

“怎么不能呢？你不是说喜欢就能刻吗？她喜欢你，比你喜欢别人还深。不仅得刻，还得烙上，行不？”

“不行！”

“那你看，喜欢一个人，刻这个有用吗？”

“没用。”

“那你能为你喜欢的人做点啥呢？”

“我能保护她，我能打架。我下午放学就去，我都跟镇里的卫生所说好了，让他们给我留张床。”

“人家不需要你帮她打架。再过两年，人家就会去外面上高中、上了。还需要你打架吗？”

“不需要。”

“我想想你能为她做什么：你现在家庭条件还可以，现在有三辆车，过几年三辆车报废的钱能买一辆‘面的’。从密云县城到村里坐‘面的’10块钱，以后姑娘周末放学回家，你能帮她把这来回10块钱省了。或者，你还能开一个小饭馆，人家正好到你的饭馆吃饭，可以免个单，多做几个好吃的。除了这个，我现在想不太出来你还能给人家做啥。其实，她喜不喜欢你不重要，可是将来，遇到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人，你都得想，你能做啥。”

对李荔萍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戏谑式的谈话。让她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这个孩子来了。“他说他昨天回去没睡着觉，他特别仔细地想了想，除了我说的两件事，他真的做不了什么。他说，老师，我要跟你谈谈我的未来。”

李荔萍记得，刚到密云的时候，老师们都很苦恼。“他们说学生的素质不好，家长也不行。我说：你们看看来开家长会的家长，当年都是你们的学生。我们不用想别的，只想一件事，我们送出去的这些孩子将来能是合格的家长。他们不会再靠两圈麻将摸出来给孩子买可乐的钱。他们的家里能有书柜。孩子看书的时候，不会跟孩子说‘别干那没用的’。”李荔萍在密云工作了一学年，学校新换的校长也是有教育理想的人，这一年的中考，学校的中考成绩考到了密云县前三名。

等得起的老师

每一次教新学生，李荔萍都会在课堂上宣布：“我的教学肯定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这40分钟你一定要学会休息，哪些听哪些不听，自己做一个判断和选择。我的作业不是说你必须都要做的。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作业不做，我能把它换成什么？”

可是有的孩子依然不接受。有个学生，高一入学就拒绝写作业，没有原因，就是觉得不想，不能。“不写没关系，我用其他的方式来帮他建立学习的关系。我可以等。”这一等就是两年。有一天，李荔萍说：这个作业，我觉得你得做。孩子很坦然，接受了。她在课堂上组织讨论，谈艺术、谈公平、谈美。有一天孩子拿着他的讨论笔记：“天哪，这是我这辈子写得最长的东西。”

我问李荔萍，执教二十多年，她有什么改变。她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人的理解力和包容力更强了。更重要的是，她比从前更有耐心。“教韩天的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孩子在迷茫，我还想把他拉到我认为的更好的道路上来。现在不会了。只要他们是安全的，我承认孩子们各种状态的合理性。我允许他们摔跤，犯错，认为有些错误是成长中必然要犯的。我允许他们在寻找中挥霍青春，年轻不就是用来挥霍的吗？我相信每个生命，你给他合适的土壤，充足的空气和阳光，充分的空间，他都能长成他自己最好的样子。”

常有学生来问李荔萍，自己喜欢上了某个同学，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我觉得不太合适。”但她会加上一句，“但这并不妨碍你们试一试。”有尝试，有思考，才有成长。有个女孩子来找她，说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觉得他哪儿都好，可是家里非常反对。李荔萍根据女孩的描述，说了她觉得男孩可能有哪些不足。女孩听完生气了，走了。两个月后，女孩又来了，这一回，把男孩说得一无是处。李荔萍又给她分析：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他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女孩抱怨完，李荔萍说：“说痛快了？那就回去。一个月后想谈，再来。”等女孩再来的时候，她已经对人和事的认识有了更全面的看法。

所有的试错，她都给学生画一条线：“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什么是基本的原则？前景有多美好是诱惑力，但是你一定要想这件事情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能承担这个结果，前景又足够诱惑，你就可以去做。如果最糟糕的结果是你不能承担的，无论前景多美好，多诱惑人，你都不能做。”

前些年，李荔萍和两个学生谈谈高考填报志愿的事。那时候北京市是考前依据两次全市模拟考成绩填志愿，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拉开档次，有150分的差距。第一个孩子第一志愿要填北大，但根据两次模拟成绩来看他的希望渺茫。李荔萍只和他谈了5分钟。

“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的水平够得上北大的要求，但你现在状态不好，单纯按照你的模拟成绩看，是没有希望的，你后面或者能调整好状态，不过，考上北大的概率也只有50%。你是怎么想的？”

“我还是想报北大，我觉得人生要这样才好玩。”

“那好，可是你的第二志愿必须是自己能接受的选择，也是自己喜欢的。你想好了吗？”

这个孩子考上了北大。

另外一个孩子要报清华，因为他喜欢的那个姑娘报清华。李荔萍问他：“以你的状态，你的学习，只有5%的可能性会考上清华，你怎么想的？”孩子说：“人总得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点表达。”李荔萍又问：“那很可能，你的第一志愿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你做什么样的打算？”孩子报上了另外一所的名字，之所以这么选，是因为上了这所，孩子周围的人群会和他从小成长的环境非常不同。他说，“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我一直在北京读书生活，我想去认识不同的群体，了解不同的人”。

李荔萍也没有再劝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最后没有考上清华。一年以后，他回学校见到李荔萍，他说自己确实在里接触到了背景丰富的同龄人，也对未来已经有了打算。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认知冲突很大，因为家长觉得稳定才是美好的生活，而在孩子看来，稳定是无聊的生活。我总说每一代人都该过自己的生活，如果每一代人都替上一代人实现梦想就太可悲了，我们永远都没有自己的梦想。”李荔萍解释自己的这个选择，“你必须提醒他：这就是冲动。但如果他坚持要做这样的一个冲动表达，让他去做。对于这个孩子而言，这并不是什么糟糕的结果。未来，他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曾做过一件足够有勇气的事，为喜欢的东西义无反顾，竭尽所能。”

在东北采风的时候，和那些曾经混迪厅、泡酒吧的“社会人”坐在一起聊青春往事，韩天总是有些蒙。他很难把他们的叙述和自己眼前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我相信有一小部分人可能确实走偏了，可是绝大多数人，他们今天就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让韩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从前的“大哥”。“跟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的时候，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温和，那种对别人的体贴，给你夹菜，生怕你没有受到照顾，然后他还会说：‘唉呀，晚上实在不能陪你们喝酒了，我孩子这两天发烧了，我得回家。’他突然就回到了特别有秩序的一个生活里面，你听他以前的事情那么轰轰烈烈，然后今天变成一个这么温和，好像谁都可以欺负的这么一个人。非常有意思，时间的跨度给人带来这样的变化。”

“青春不怕迷途，迷途还可以走回来。”李荔萍说。我问起当年韩天班上那个永远戴着耳机听评书的孩子。李荔萍告诉我，他后来没能考上本校高中，开始上的也是相对普通的，读的理科专业。上了一年，他回到学校找李荔萍，说想复读。后来他真的复读重新高考，读了他喜欢的文科专业，还念了硕士，最后在一家研究所从事相关工作。

“你永远不能站在28岁的位置，去批判18岁的判断和选择。”李荔萍说，“你不能说一种人生比另外一种人生更好，一种美比另外一种美更高贵，一种爱比另外一种爱更有价值。人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终点，没有所谓的失败，也没有一条绝对完美的路。这个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想要什么，在面对每一次抉择的时候，他们都能尽可能地去了解掌握信息，不拒绝外部意见，又有勇气坦然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能够在当时的心智水平下做出负责任的判断选择，愿意也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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