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第三十六中学为提高学校名誉,目前对学生采取了种种过分负担行为,如下:
1:早上六点半到校开始晨跑,晚上直到八点才放学,连续14个小时的学习学生如何受得了?
2:中午不许学生回家(以初三最为严重),强制在校购买吃饭,否则家长送饭,吃饭即开始上课上自习,学生无任何休息时间!
3:八点放学后,晚上作业负担基本为凌晨12点才能完成,往往都是凌晨1点,学生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就上课,哪家学生能受得了?
除上述学业负担外,对于毕业班的学生,体育训练更是丝毫不讲人情。中考增加体育初衷是为了学生强身健体,现在在36中变成了学校对外进行攀比的方式。不管学生身体情况,感冒、咳嗽、受伤一律不准请假,代课班主任都以一句“我做不了主,去找校长”为理由不让学生请假,早上六点半去跑步,晚上夜跑!如此训练,对于一天上课14个小时的学生来说怎么受得了?另外,36中老师不讲师德,主动劝说学生(初三毕业班)辍学去读“3+2”职高,不然就是花人民币12000去进行美术特训,对学生宣传如此中考可以降分100分。此种老师行为也是符合合肥市一个省会城市对于人民教师的要求标准吗?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书记回复:
关于您反映的晨跑及补课问题。经了解,毕业班学生因有中考压力,学习任务重,少数学生基础弱,自我要求严格,故自行早间到校晨跑,放学后留校完成学习任务,未发现强制进行体育训练情形。
关于您反映的午间留校问题。因疫情防控要求,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家长可以送餐到校,学校专门准备送餐点以及微波炉等,方便学生自行就餐,并在午间安排放心班和休息时间,确保学生安静午休。
关于您反映的职业教育宣传等问题。为引导初中毕业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理性选择高中阶段教育,学校宣传职业教育等相关政策,帮助学生合理规划个人成长成才发展路径。在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将由学生及家长按自愿原则自行填报。
Jamie Fullerton(右下角)和其他“病人”正接受教官的指示
下午3点左右,教官终于对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不耐烦了,他攥紧拳头,朝这个咯咯笑的男孩胸口打了一拳。
“北京中华青少年心理发展中心”(Beijing's China Young Mental Development Base),这可不是什么少年宫,而是饱受争议的“网瘾康复中心”。
这里的“病人”不少是被强行从学校带走,甚至有家长会给孩子灌迷药带到此处。
康复中心里大约有80名患者,男性居多,平均年龄在16到17岁之间。父母将花费高达9300元的费用,希望孩子的网瘾能够被治愈。
暴力和关押传言使得网瘾中心争议不断。
在康复中心的军训课程里,这一拳是对男孩嬉笑的惩罚。有传言表示,教官曾把那些不听话的孩子绑起来。
所有“病人”都必须参加军训
该中心的老板陶先生表示,2003年起该中心就开始运作了。
在2008年,即中心开放5年之后,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网络成瘾症(IAD)是心理疾病的国家。每天连续上网六小时,无法上网时表现出不良反应都会被视作“症状”。
第三次《中国青少年网瘾报告》显示:中国青少年网瘾人数达到2400万人。
据估计,中国已经有300家类似私人经营的网瘾康复中心。在我访问完北京这家的2年后,(今年八月)一个网瘾康复中心便抢占了新闻头条,震惊了全国。
在这家位于安徽省合肥庐江县的“戒网瘾封闭式特训学校”,校方用心理疏导、体能训练等方式帮男孩戒网瘾,绝不会体罚(封闭式“课程”时长180天,费用为22800元)。
但18岁的男孩李傲在进康复中心不到48个小时就不幸身亡。
据家长反映,男孩遗体遍布伤痕,既有外伤也有内伤,嘴鼻里还有血(目前,该学校因非法办学已被查处,学校负责人也被警方控制)。
我所在的网瘾康复中心之前没有出现过死亡。但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这里的暴力手段并不罕见。
我希望感受真实的患者体验,因此刚踏进中心的大门,我就被收走了所有可以上网的设备。这些东西被陶校长称为“电子海洛因”。
陶教授笑着说,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打乒乓球和篮球。
这里的墙很高,防止“病人”逃跑。每天晚上八点,”病人”就会被赶到上下铺的床位上睡觉。等铃一响,门就会全被锁上了。
我分到了一件迷彩t恤。“病人”必须穿着像士兵一样的衣服参加军事化训练,同时也必须参加那些讲述互联网有多邪恶的讲座。
在校方与来访的父母进行协商后,许多人接受了精神健康疾病的药物治疗。陶校长表示,很多“病人”都患有抑郁症,这是他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得到的结果。
所谓的心理健康评估,便涉及了脑电图(EEC)大脑测试,以探寻与精神疾病相关的脑部物理标记。
轮到我测试了,一位面相严肃的护士把一个连接着数根电极的橡胶帽套在我的头上,草草地给我做了一个脑电图测试。
周围的小“病人”们都开心的笑着,但当我问他们在中心如何治疗时,气氛变得不那么愉快了。
所有的病人都需要做类似的脑电图测试,工作人员说测试结果会显示病人是否患有抑郁症。
小“病人”与我聊天时,教练像鹰一样死死盯着他们。尽管如此,一个“病人”依旧用简短的语言让我看到了这个地方是多么严苛。
结果没过多久,我便亲眼目睹了前文提到的胸口一拳。
随后,我因为擅自和其他“病人”聊天而被训斥。我才清楚意识到,这里的教官并不希望外界知道康复中心每天在上演什么。
如果教官可以当着我的面随意打学员,那么像我这样的外来者不在时,又会发生呢?
陶校长承认,暴力在这里并不罕见。但他口中的“暴力”指的是那些“病人”,而非工作人员。
他说:“你能在门和桌子上发现击打后的凹痕。一些病人用拳头砸碎玻璃,所以我不得不用亚克力有机玻璃替代窗户,避免他们受伤......”
他补充道,之前还有个女“病人”连打两个护士。这里不少“病人”都是被爸妈“绑住手脚捆来的”,还至少有两个是被下了迷药带来的,所以这些人才没有进行反抗。
陶教授强调了这些网瘾症病人和父母之间存在暴力行为。他声称这里面有58%的孩子打过父母。
但他同时还声称治疗的成功率为“85%至95%”,尽管这还没有得到证实。
一名湖南的16岁“病人”的母亲同意陶先生的看法:“我别无选择,只能送儿子来这。我无法改变他,所以期待这里。”
已经完成了六个月网瘾课程的病人向老师鞠躬
然而,无论成功率是否真实,他们采取的“治疗”方法,都助长了这些网瘾中心的可怕名声。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在网上一边倒地呼吁关闭这些地方。
李傲的死将这些康复中心彻底推到了公众舆论的最前沿。
但李傲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
就在今年7月,西安一名16岁男孩从康复中心5楼跳了下来。2014年,郑州一名19岁女生被体罚致死。2009年,广西邓姓少年在南宁一家训练营被殴打致死。
2016年9月,黑龙江16岁女孩因为报复将自己送入康复中心的母亲而杀了她。这名女孩被送到远离家乡1500公里的山东接受网瘾康复治疗。她说自己恨透了这段经历,回家后把母亲绑到了椅子上,活生生饿死。
女孩说自己是被强行绑到康复中心的。在那里,病人们会受到殴打和羞辱。她在自己的博客写到:“ 工作人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说我连畜生都不如……他们羞辱我,打骂我,他们毁了我的人生。”
面对社会上一片指责的舆论。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起来,今年1月,国务院便起草了新的法规,如果顺利通过,这些中心就会以暴力以及威胁病人而被全面禁止。
如果我的体验经历能带来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警告这些“网瘾中心”好自为之,在发生更多悲剧前立刻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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